现代书话起源于何时？书话家姜德明在为《现代书话丛书》所写的总序中考证，早在1931年8月的《涛声》半月刊第1期和第2期上，后来成为香港书话家的曹聚仁就接连发表了《书话二节》和《书话·2》。在我看来，如果不拘泥于以“书话”二字为题，现代书话写作的时间表还可稍稍提前。
1931年5月至7月的《小说月报》第22卷第5、6、7号就连载藏书家周越然的《书谈》三篇，缕述古籍的稿本、抄本和稀见刻本，理应归入书话之列。更早的从1929年1月起，“玄览堂”主人郑振铎以西谛笔名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1至第5号接连发表千字左右的《读书杂记》十九则，从荷马史诗说到英译苏俄小说集《蔚蓝的城》，从元刊本《琵琶记》说到《丛书书目汇编》，文笔清隽，趣味盎然，则则都是典型的书话，可惜《西谛书话》未能收入。另一位香港书话家叶灵凤从事书话写作的时间也可追溯到三十年代初，1931年4月，叶灵凤在他自己主编的《现代文艺》创刊号上发表《文学与生活》、《我的小品作家》和《几篇短篇小说》三篇“编者随笔”，尤其是《我的小品作家》从英国的兰姆、吉辛说到中国的周氏兄弟，娓娓而谈，有故实，有情致。至于周作人二十年代在《晨报副刊》上开设的“自己的园地”专栏中的许多篇章，更是熔识见与文采于一炉的书话精品，所学之博，闻见之广，早已脍炙人口，不必多说。可见现代书话作为一种散文文体，其形成和被认可几乎是与现代散文的进程同步的。
书话既为散文的别体，讲究文采，注重情趣，带一点絮语式的抒情，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使书话有别于严肃的学术书评的地方。三十年代有《图书评论》，九十年代有《中国书评》，都是系统的理论批评，有的还是规范的学术论文，与书话就很不相同了。现代书话既由传统的藏书题跋和读书札记生发衍变而来，谈版本源流，谈装帧设计，谈书的作者，谈书的主人，谈围绕书的掌故事略，谈由书引起的种种感悟和联想，恐怕是必不可少的。从现代到当今，唐?、黄裳、孙犁、姜德明诸家就都是这样做的。当然，书里书外，书人书事，触处皆是文章，书话是最为自由活泼，可长可短的，书话作者不必囿于成规，大可各行其是，各擅所长，生动的阐发一点学理，尖锐的针砭若干时弊，也未尝不可，只要有血有肉，见性见情，就应该肯定和鼓励。
由此观之，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今人书话系列”，就很值得称道了。不薄前人爱今人，堂而皇之打出“今人书话”的招牌，这是第一次。出版社倡导书话写作的良苦用心，真是可圈可点。而且“今人”已不限于弄弄文学的，搞历史的，迷考古的，钻翻译的，在国外深造的，都来说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外古今，无书不谈。从中大可比较品味“今人”书话对前辈大家有何继承，又有何不同，有何拓展和变异，其得耶，失耶，更可斟酌月旦。叨为“今人书话系列”作者之一，在由衷期待读者批评的同时，还希望有更多爱书的“今人”加入书话写作的行列，从而使学术文化通过书话这种有益的形式进一步由书斋走向民间，弥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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